苏轼与酒到底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

“使我有名全是酒”——苏轼与酒的不解之缘

　 酒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传说夏禹时仪狄首先发明了造酒，但人们更熟知则是夏朝杜康造酒的传说。曹操《短歌行》中便有：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”从此，“杜康”便成了酒的代名词。而酒从它第一次被酿造出的那一刻开始，就随着中国历史的车轮一起向前，从来未曾中断过。
　　我们知道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，向来是“以文取士”的。而文人又是精神食粮的生产者，多半追求自由，追求人身的不羁和人格的独立。然而，在那个“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的时代，要得到自由简直就是水中捞月，镜里摘花。从另一侧面来说，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，不论是以天下为己任求一世功名，还是以享乐为目的求半生富贵，总是想抓住点什么的。因此，会放不下。放不下就会痛苦。所以，古代的中国文人真正潇洒无牵挂的没有几个。
　　既然有痛苦就得化解啊。于是有人寄情于山水，有人归隐在田园，有人纵情在烟花巷，更多的人则是托身于一壶浊酒，借酒释胸中闷，让万事都消散在一醉中。
　　“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，“万斛羁愁都似雪，一壶春酒若为汤”，“醉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，一杯酒品人生沉浮，一杯酒让劳生乐尽天真。故此，自魏晋起文人们就开始把酒与名士风度联系在了一起。从“竹林七贤”到“诗仙”李白，再到欧阳醉翁，个顶个的都是豪饮之人，喝得都沉醉不知归路了还要再干它三大杯。虽说这般喝法体现了一种人生的豪气，但于我来说，我还是喜欢那种只以把盏为乐、浅酌低饮、喝酒如品茶式的喝法，细细的，悠然的，就像苏轼。
　　从苏轼诗《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》“使我有名全是酒，从他作病且忘忧”一句，我们可以感觉到苏轼与酒的不解之缘。“使我有名全是酒”这句话决不是夸张的，他的名篇《念奴娇.大江东去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水调歌头.明月几时有》都是酒后所作。酒给了东坡情思与灵感，又随血液溶入他的愁肠，化作一首首瑰丽的诗篇。
　　然而，苏轼可不是像刘伶、陶潜、李白那样的狂喝滥饮，他是理智的、儒雅的，定盏定量，绝不会忘乎所以。他很少醉得如李白“长安市上酒家眠”，除非必不得以，才有“夜饮东坡醒复醉”。其实这都在于苏轼的酒量是极小的，往往一杯酒下肚，就已经是酒意浓浓，醉眼朦胧了。古时的文人，大都有“以文会友”的习惯。南方的文人，自由组织的文会更多。俗话说“无酒不成欢，无酒不成宴；酒中自有真情在，酒中自有肝胆照”，所以聚会必有酒。生于蜀地的东坡先生，早年便已名动京师，因此每次文会都成了主角。但是他酒量实在太小了，又疲于应付，就公开向同僚、朋友宣布自己因“少年多病”，所以养成“怯杯觞”的习惯，从来都是“饮酒不尽器”。虽然他“老来方知此味长”，但也是始终坚持不肯多饮的，只求半酣，不求一醉，即使“三年黄州城”，也不过“饮酒但饮湿”。尽管他喝的不多，但在那些“人生到处萍漂泊”的岁月里，是不可一日无酒的，酒就像“扫愁帚”，一点一点的扫去他心里的灰尘阴影，还他一片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心灵净土。
　　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中曾写道：“一提起苏东坡，在中国总是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。” 我觉得这是因为苏轼的人格，那是“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，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，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，一种不理哄闹的微笑，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，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”。我们感动于他的特立独行，他的铮铮傲骨，他的豪迈放达，他的“事来而心始现，事去而心随空”的宁静超然。他是值得敬佩的！他的生命本身就像酒，无论装在什么坛子里，紫砂壶也好破瓦罐也罢，都不改其内在的醇香。
“观棋不语真君子”，观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，那么酒品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格。对于苏轼来说，饮酒是一种生命的需要。他在《浊醪有妙理赋》中写道：“伊人之生，以酒为命。常因既醉之适，方识此心正也。”人的生活，应以酒为命。常常等到醉得舒舒服服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个道理。在苏轼看来，酒的妙理在于：可以使人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忘却烦恼；可以“座上客长满”，以酒招待朋友；可以借酒佯狂，像阮籍一样远害全身；可以醉卧龙庭，如李白般蔑视权贵。有了就酒，就有了胆量，有了“酒酣胸胆尚开张”的自由和尊严。
　　宋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去凤翔三年初返京师的苏轼，和苏洵（父）、苏辙（弟弟）一起住在偏离汴京中心的南园。这时，有一位四川同族苏自之，从百里外寄送来两瓶好酒，祝贺苏轼回到京师任职。于是兄弟俩便谈论起酒来。
　　苏轼：“我在凤翔任职时，一次文宴会上，一些末流文士捧着韩退之的‘高士例须怜曲糵’使劲的喝酒，好像只要能喝酒就是文人学士，酒量越大诗才越大，有了太白之酒量就有了太白之诗才似的。”
　　苏辙：“韩退之《赠崔立之》‘高士例须怜曲糵’这句诗，我也常听人当作格言一般在宴席上吹牛。又有一次，有位自称‘汴京高士’的文人，在宴席上分韵作诗时，我们都写完了，他都早已烂醉如泥，叫他吟诗，他吟不出一句，却吐了不少酒菜，令人扫兴！如此酒徒，竟能称‘高士’？”
“我要写首诗，偏要与韩愈唱反调，我以为曲糵未必高士怜！”
　　韩愈说名人雅士都爱饮酒，可苏轼却不同意这种说法。天下的名人雅士各有所爱，未必都把酒曲爱怜。这就是苏轼，“江山如画，大浪淘不尽，无限英雄一点浩然气，一肚子不合时宜，长作人生逆行客”的东坡先生。
　　举这个例子并非说苏轼不饮酒，他只是看不惯一些人拿酒来充当名士风度，再好的酒一经他们这么喝，都给糟蹋了。他饮酒就像陶渊明弹无弦琴，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”，要的只是酒中的乐趣，哪怕看人饮酒也是快乐的。
　　熙宁九年（1076）立春，已逾不惑之年的苏轼正在病中。早晨起来把一头蓬松的疏希而散乱的白发梳好，看见窗外已泛着新绿的树枝上，三三两两的鸟雀在相对鸣唱，好不快乐，暖暖的阳光洒落在身上，精神也为之一振。向来喜欢热闹的他，决定邀请很会饮酒的朋友赵成伯、文安国、乔禹功来家饮酒娱乐。
　　夜晚的室内，白蜡烛姜黄的火焰跃动着，一片温暖的明亮。苏轼杖策倚几于席间，偶尔呷一口杞菊茶，看三个朋友一杯接一杯，开怀畅饮，有说有笑。看朋友醉笑，自己也随着高兴，不禁诗兴大发，作诗曰：“老子从来兴不浅，向隅谁有满堂欢。”不知不觉，病已消了大半。
　　所谓诗言志，酒载情，苏轼的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借酒抒怀。无论快乐忧愁，都在那三杯两盏淡酒之中了。酒是“钓诗钩”、“扫愁帚”，世事悠悠，如浮云聚沤。昔日浚壑，今为崇丘。人生能有几度凉秋？不如呼朋唤友，持杯月下花前，休问枯荣事。
　　元丰三年（1086）正月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到黄州，全国震惊；
　　元丰八年（1085）暮春，宋神宗去世，五月，苏轼贬往常州；
　　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贬往惠州；
　　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已62岁的苏轼，再贬至琼州。
　　这样的一个人，“才气如虹，寒枝不肯栖，婉约伏首却也招招来嫉恨眼。”一切都怪他才气太高了，高得让那些奸邪小人心惊，于是纷纷给他罗织罪名，欲处之而后快。他们以为这样就置东坡于死地了？
　　他是坦然的，“生前富贵，死后文章，百年瞬息万事忙，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”；他是理智的，“此身聚散何穷已，未忍悲歌学楚丘”。他虽然也有点无奈，“樽前一笑休辞却，同是天涯伤沦落”，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恬淡的。年轻时苏轼本不愿出仕，一心想着隐居山林学道，只为父亲心志，不得不去京师投考。这一下，可以做一个闲人了，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，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
　　我以为，苏轼才是真的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他在乎的是醉了之后那种自由开阔，放达无羁的悠哉心境，没有“乌台诗案”，没有贬谪，没有“孤馆青灯，野店鸡号”，也没有对着故人思故国……只有浩浩乎如凭虚御风，而不知其所止；只有遗世独立羽化登仙。酒只是他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凭借，是“好风借我力,送我上青云”的好风，而他最终要的并不是风，而是风之上的青云天。
　　苏轼不仅饮酒，也会酿酒，并且酿得好。贬到黄州时西蜀道士杨世昌教他酿蜜酒，在定州时独创了“中山松醪”，在惠州酿桂酒、真一仙酒，在海南儋州酿“天门冬酒”等等。东坡对酿酒总是怀着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，他认为酿酒能否成功，是预示着他的命运、机遇的，所以他每一次都尤其认真，从选米到开坛，步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操作。在他酿“天门冬酒”成功的几个月后，朝廷便下旨召他回京。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，接到诏书，忍不住老泪横流。
　　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万事都归一梦了。人生易老，聚散苦匆匆，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背影。他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，无论起或落，那些路都布满了荆棘。显然，这是很苦很苦的一条路，然而，因为有酒，那些苦味反而淡了、散了，陪伴着东坡的却是浓浓淳淳的酒香。
　　把酒问明月，今昔是何年？我愿斟上一杯有点涩又有点苦的“中山松醪”，敬给这位伟大的诗词文豪，说一句，有你，是中国人的骄傲！